中華石化網訊 上月底，中國華能、中國大唐、中國華電、中國國電、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國投集團、神華集團等國內電力巨頭齊聚一堂，開了個交流座談會，但交流的卻不是電力業務，而是各企業在煤化工發展規劃、煤化工項目建設營運、煤化工業務結構及企業人才狀況、煤化工工藝選擇及技術儲備等方面的情況。

電力企業交流煤化工業務經驗？沒錯。在近些年國內煤化工熱潮的帶動下，這種跨行業搞煤化工的事不稀奇。那么，這些電力企業的煤化工業務開展得如何？是否一帆風順呢？對此，記者進行了深入采訪。

都是“被化工”

記者從多家電力企業了解到，電力企業搞煤化工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2005年以來，我國電力行業的發展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火電產能全面過剩，節能減排壓力進一步加大，發電成本居高不下，行業面臨全面虧損的困局。發展電力離不開煤炭，“拿煤”是電力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要拿煤礦，地方政府開出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按一定比例就地轉化。于是，電力企業被“逼上梁山”發展煤化工。

多家電力企業的現身說法，印證了這一事實。

“我們公司是在2010年拿煤炭資源時被帶進了煤化工領域。”中國華電集團公司煤炭部經濟運營處副處長董建立介紹說，2010年華電集團因為拿煤“被化工”了4個煤化工項目，當年就決策了煤制氣、煤制乙二醇等項目，2011年又在陜西榆林上馬了天然氣制甲醇項目和煤制甲醇項目。天然氣制甲醇項目效益不好，2011年天然氣由每立方米1.11元漲到1.6元，項目成本增加了2億多元，2013年虧了1.6億元，今年預計虧得還要多。

中國國電集團煤化工部趙麗梅也表示，國電集團發展煤化工是迫不得已。2008年、2009年國電集團先后拿到200億噸的煤礦，配套了6個煤化工項目，其中有的是在兼并煤礦的過程中帶過來的。2012年，國電集團形成了6000萬噸煤炭產能和6個煤化工項目，于是國電集團干脆成立了煤化工產業部，干起了煤化工。

“我們發展煤化工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為了掌握煤炭資源，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我們必須進行煤炭的就地轉化，且地方政府對轉化的比例越來越高，原來是1∶0.5，現在要求1∶1了。”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高新產業部煤化工處處長米文珍說。

大唐集團的相關負責人也告訴記者，他們拿到某地一個70億噸儲量的褐煤礦，先后上馬了一個46萬噸/年的煤制聚丙烯項目和一個40億立方米/年的煤制天然氣項目，項目總投資數百億元。還有一個化肥項目雖為拿煤而建，但時至今日，項目建起來了，煤礦卻沒了下文。大唐也是典型的因煤資源而“被化工”的代表。

都遇技術難題

毋庸置疑，這些電力公司都是國內的行業巨頭，搞發電肯定沒的說，搞煤化工又如何呢？從本次座談會各電力企業交流的情況看，幾乎每一家企業都遭遇到了技術難題。

中國華能集團煤炭部經濟運營處副處長劉宇介紹說，華能集團在天津的IGCC項目中，氣化爐采用華能自己開發的干粉氣化技術，但從2013年運行一年的情況看，氣化爐因煤質影響運行不穩定，尚在摸索和完善之中。華能集團在新疆的一個煤制氣項目搞了4年多的技術論證，最擔心的還是氣化技術。

“我們擔心的還有煤的問題。由于煤礦與煤化工項目同步開發，在煤化工項目的前期要把煤質搞清楚十分困難，煤在地下，采樣有局限性，數據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塊煤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由于魯奇氣化爐專‘吃’塊煤，且有著較為嚴格的要求，所以還不知道從開采到進爐，塊煤還剩多大比例，剩下大量的粉煤又怎么辦。”劉宇說。

“剛開始并不覺得搞煤化工多么復雜，但后來發現煤化工比電力復雜得多，搞煤化工在技術的先進性和管理難度上都比搞電力更難。”米文珍也表示，“不過大唐的示范項目讓我們接受了一些教訓，公司經常反復討論比選方案。”

大唐作為五大發電集團最早進入煤化工領域的企業，在煤化工技術方面的感觸尤為深刻。記者從大唐能源化工公司相關負責人處了解到，大唐的煤化工項目都遇到過技術瓶頸的制約。大唐內蒙古多倫煤化工項目自2006年開始建設以來，可謂命運多舛。由于當地煤質原因，氣化技術掌握難度大，正式生產以來，氣化爐時常“發脾氣”，導致“氣頭”負荷一直偏低。大唐克旗煤制氣項目一系列裝置投運僅一個多月，就因煤質中不明化學成分等原因出現氣化爐內壁嚴重磨損現象，項目被迫停產檢修近2個月，最近才重新恢復生產。

趙麗梅介紹說，國電集團煤化工項目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電力企業對煤化工項目認識不到位，往往容易以電力的思維看化工，結果忽視了一些致命的技術問題。

董建立還表示，電力企業搞煤化工心里都沒底，找不到非常權威的機構建議。“因為各個化工設計院看法不一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站在不同的角度，針對不同的技術說得都很好，讓我們拿不定主意。”董建立說。

都渴求專業人才

除了遭遇技術難題，讓各電力企業頭痛的還有人才的缺乏。各企業一致認為，電力企業搞煤化工本來就是門外漢，如果再沒有專業人才隊伍，幾乎難以成事。

“電力企業發展煤化工面臨兩大問題，一是技術產業化問題；二是人才引進問題。人才短缺，怎樣引進有經驗的煤化工人才，對項目實施非常關鍵。”國投集團煤炭有限公司董事焦亦麟說。

劉宇也認為，人才問題對電企搞煤化工是一個挑戰。電力企業雖然在電力方面人才濟濟，但搞煤化工，人才就比較缺乏，在這方面華能集團有著切身的體會。

據介紹，華能集團天津IGCC項目開始以電力人才加畢業生為主，后來在調試過程中才發現，煤化工人才不足嚴重制約了項目的順利調試，但引進人才又受制于國企體制的局限。比如國企員工的工資一般和級別掛鉤，引進的人才如果得不到應有的薪酬待遇，則難遂人愿。

“天津作為直轄市尚有引進人才的問題，今后公司在新疆準東地區建項目，人才引進的難度難以想象。如果不采取特殊的政策肯定不行，這需要公司上層轉變觀念，解放思想，打破常規，不拘一格降人才。”劉宇說。

對劉宇的觀點，米文珍表示了認同。她也表示，中電投煤化工人才狀況不理想，感覺引進真正成熟的人才很難。由于公司體制的制約，想要的人才卻滿足不了對方的薪酬及待遇要求。公司尤其缺乏高端煤化工人才，只能在2011年招了500名大學生，通過到設計單位和相關企業實習，自己培養。公司還重組了新疆的新化公司，但發現傳統化工與現代煤化工人才差異也較大，人才的引進與培養成為一項長期的工作。

大唐集團發展煤化工也遭遇了人才難題。中國化工報記者了解到，大唐集團各個煤化工項目每年都有人才流失，大唐幾乎成了我國現代煤化工人才培養的基地和搖籃，好不容易培養出一批相對成熟的人才，又被其他企業“挖”走了一些，造成企業成熟人才總是捉襟見肘。

有業內專家也表示，由于我國煤化工發展太快，國內高校煤化工人才培養遠遠滯后于市場需求，人才總量嚴重不足，導致企業間相互挖人現象突出，造成了煤化工企業間人才的不正常流動，給不少煤化工企業的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

神華集團是公認的在我國現代煤化工領域最為成功的旗艦企業。神華集團煤制油化工部蔣立翔告誡大家說，神華在煤化工產業起步階段就認識到，跨行業轉型發展煤化工，人才至關重要。他特別強調指出，化工行業人才還不僅僅是一個學歷的問題，實踐經驗的積累也非常重要，比如分餾塔的操作，就需要經驗的積累。所以，人才培養對煤化工企業而言顯得十分重要。

都有環保壓力

據記者了解，我國已建成的幾個煤化工示范項目，都遭遇到來自環保的巨大壓力，這些壓力來自方方面面，既有當地百姓、民間環保組織、媒體輿論，也有各級環保部門。這些電力企業的煤化工項目也不可避免。

2013年，神華包頭煤制油項目一度被國家環保部叫停并遭罰，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也引起了人們對煤化工環保問題的極大關注。“煤化工已建成的項目環保壓力非常大。”蔣立翔坦言道。

記者了解到，神華煤制油項目環保遭罰有難言之隱。神華煤化工項目建設的環保設施是先進的，對環保的投入可謂是不計成本的，但由于地方承諾配套的環保設施沒有完全到位，項目鄰近村民的一些利益訴求沒有完全滿足，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再加之媒體的炒作，項目單位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一位電力企業煤化工項目的負責人向記者訴苦說：“作為央企，我們十分注重履行社會責任，在環保方面的投入不計成本。我們用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占到項目總投入的6%，這個比例夠高的，并實現了廢水的‘零排放’。但即使這樣，有的民間環保組織和個別媒體依然不斷給我們施壓。”不過這位負責人也坦承，社會監督機制的完善，有利于企業強化社會責任，更加重視環保工作。

業內專家告訴記者，不只是電企，幾乎所有大型煤化工項目都遭遇到環保壓力，原因來自三方面：一是企業不承諾“零排放”，項目難核準，而以現有的技術手段，偌大的煤化工項目真要達到“零排放”幾乎無可能；二是社會上對煤化工的質疑聲不斷，主要盯在煤化工的環保方面，加之一些媒體的不斷炒作，煤化工項目被一些人“妖魔化”；三是項目所在地附近的一些村民出于自身利益，經常采取上訪等極端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使得煤化工環保問題復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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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示范避免激進

電力企業跨界發展煤化工的實踐見仁見智，給社會的啟示是多方面的。然而筆者最大的感觸是，新型煤化工項目示范可以有，但不該過熱，更不應該激進。

事實上，電力行業在發展現代煤化工過程中遭遇的問題帶有普遍性。據筆者了解，幾乎所有已建成及在建的新型煤化工項目都遇到過類似的問題。這其中有些瓶頸問題在短期內難以得到很好的解決，需要一個較長的摸索過程。或許，這才是國家為什么要對新型煤化工開展示范的意義所在。

所謂示范，其實和人們常說的“試點”的意思差不多。比如國家為了驗證房產稅改革到底可不可行，選擇了上海和重慶兩地進行試驗。既是試驗，就有成功和失敗兩種可能。只有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方可決定改革方案能否推廣。我國選擇神華、大唐等企業開展現代煤化工示范，其目的就是為行業積累經驗和教訓，待示范項目取得成功后再行推廣。

中國工程院院士金涌曾就煤化工示范發表過這樣的觀點：發展煤制氣和煤制化工產品，太看重眼前的現實利益和過度算經濟賬是不合適的，要看到它對我國能源安全的戰略意義。一個新興產業總要走過前期探索和進步的階段。金涌的觀點對開展煤化工示范的企業是合適的，但我們斷不能理解成，所有的企業在示范項目沒有取得經驗的基礎上，都應該來“探索”，都可以不算經濟賬。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是，還沒等到這些煤化工示范項目取得從設計、建設到營運的一個完整周期，還不知道這些示范項目的結果如何，這些同類的煤化工項目已是遍地開花，一哄而上。

筆者還想說的是，我國煤化工激進的根源在政府而不是企業。國家開展房產稅試點只選擇了兩地，但政府對現代煤化工項目卻一下子審批了數十個項目。試想，如果示范的煤化工項目一旦有所閃失，損失還好計算，但如果這么多同時上馬的企業都出問題，無論對于國家還是企業，遭受的損失將是巨大的。企業無論出于發展的沖動也好，還是“被化工”的原因也罷，對上煤化工項目較為激進，但政府一定要理性。只有政府把住審批的關口，科學、積極地加以引導，我國煤化工產業才會有序推進，穩扎穩打，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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