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和：我國當前城鎮化率已達37.3％，正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但目前在城市化進程中有一些問題不可忽視。比如，有的地方把城市化率當作一個地區現代化的指標來追求，為提高城市化率，調整行政區劃以擴大城市管轄面積；再比如，有的城市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盲目建大廣場、大草坪、摩天樓等形象工程，甚至還出現城市之間的攀比。你認為城市化的本質是什么？
李義平：所謂城市化，是指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人們從事經濟、政治、文化活動，為節省時間和其它資源向特定空間聚集的過程，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帶有自然必然性的現象。如果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審視城市化，那么，城市化只是經濟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通過工業化轉移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而工業化則創造了企業群落，需要聚集地。這種聚集地的出現，就是我們所講的城市化。可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業化，城市化是一個三位一體的命題，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在我國的一些地方，城市化卻表現為建制城鎮化，盲目搞工業區、開發區，有的地方的城市化被群眾戲稱為“一條大馬路，兩行卷簾門”。因此，很有必要正確認識城市化，正確把握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
薛小和：你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那么在這個過程中什么起主導作用？
李義平：我認為城市化的要害是市場化，對于這個命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討論。首先，城市化過程中的產業選擇必須遵循市場化規律。城市化的目的和宗旨很明確，就是通過工業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反哺農業，使農業也現代化。從這樣的目的出發，我們必須強調城市化的產業支持，沒有產業支持，僅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規模擴張的城市化，是不能實現城市化的宗旨的。道理很簡單，沒有產業支持，城市人口就很難充分就業，就沒有足夠的收入，就很難刺激消費。一個沒有足夠需求刺激的城市是難以維持的。
為了達到上述城市化的目的，城市化進程中產業選擇的原則只能是根據市場的需求，把自己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通過發展工業部門不斷予以轉移。選擇的產業層次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必須與轉移出來的人員的素質相適應，如果選擇的產業對人員的素質要求很高，即使建立了很多企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也轉移不出來。
薛小和：我國有一些城市是以采掘業（比如煤礦）為主導的城市，后來礦業枯竭了，城市也就衰敗了。這從反面證明了產業支持對一個城市的重要性。我們還知道有不少城市把信息產業、高科技產業作為支柱產業，對于中小城市來說，這種選擇可能不大合適。
李義平：是這樣。我國浙江的溫州、臺州等民營經濟發展迅速的地方，是城市化、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功的典范。這里基本上不存在農民問題，因為很多企業就是農民辦的。農民辦的企業自然與農民的素質相適應，因而順利地實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加之勞動力成本低，產品有競爭力，其客觀效果使經濟發展的很快。在此基礎上，為了企業群落在空間上的聚集，順理成章地形成了一些新興的城鎮。這種產業選擇的成功，達到了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城鎮化的完美結合。
其次，城市化的水平、模式、速度，必須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是受市場制約的。以江蘇省為例，1978年，全省城市化水平僅為百分之十幾，到了1998年全省城市化水平達到了30％多。推動江蘇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動力來自于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通過發展小城鎮提升城市化水平，這種模式具有其內在必然性————小城鎮成了聯系城鄉之間的紐帶和農村工業化的重要載體。
同時，城市的規劃、建設、居住環境，都應當圍繞著城市經濟建設狀況而展開，是一種亦步亦趨、相互促進的關系。
換言之，城市基本建設的規模，風格，既受制于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又服務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建設與當地的市場經濟發展水平應當有內在邏輯聯系，應當計算成本，應當有投入產出的比較。
薛小和：你剛才談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與城市化三位一體的，農村人口要想成為城市居民現在還有很多障礙，有人形容有三座大山：社保、住房和教育。當然，掃除流動障礙不只是針對農民，還有各種人才。
李義平：這就是我下面要講的城市的軟件。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各種資源，如人才、資金、知識、技術，都是流動的，他們會從不安全，預期不好，辦事效率不高，資金回報低的城市，流向生存環境優越，可以蓬勃生長的地區和城市。所以，一個城市的競爭力，不僅取決于一個城市已有的各種資源的存量，還取決于吸引資源增量的能力，取決于這些資源發揮作用的環境和制度————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則，例如對產權，對企業利益，對企業家的保護，良好的市場秩序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服務，廣大市民的文明程度及起碼的法理素質等。
薛小和：既然城市化的要害在于市場化，那么政府在城市化過程中是什么地位？應該起什么作用呢？
李義平：政府的職能應是服務于市場化的城市化，就是城市的規劃、建設都不能脫離城市經濟發展的需求盲目擴張，兩者應當是相適應的。政府要作的，更多地是把本地經濟發展的實際和前瞻性預期巧妙結合的規劃和科學的管理。
政府應當著力于城市軟環境的建設。應當在規范市場秩序，精簡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保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塑造城市品牌，實施城市開放，重塑市民素質，以及吸引各方面的資金、人才、項目、管理等方面有所作為。這些方面相當于經濟學上所講的公共產品。就提供公共產品而言，政府相對于企業，相對于市場，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此外，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有時還要像企業家那樣，把自己的城市像商品一樣推向市場。
江浙一帶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說明，要把握市場化————城市化的樞紐，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孕育著市場化，孕育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及與之相伴隨的工業化。此點對于目前正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的地區特別值得借鑒。
總之，城市化的動力在市場。我國目前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存在著政府推動、政府投資、僅僅推動城市化建設的現象，這就容易導致城市化的外殼比其內容增長過快，違背了城市化的初衷，造成資源的浪費，這是必須予以注意和克服的。
據《經濟日報》
李義平：所謂城市化，是指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人們從事經濟、政治、文化活動，為節省時間和其它資源向特定空間聚集的過程，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帶有自然必然性的現象。如果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審視城市化，那么，城市化只是經濟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通過工業化轉移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而工業化則創造了企業群落，需要聚集地。這種聚集地的出現，就是我們所講的城市化。可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業化，城市化是一個三位一體的命題，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在我國的一些地方，城市化卻表現為建制城鎮化，盲目搞工業區、開發區，有的地方的城市化被群眾戲稱為“一條大馬路，兩行卷簾門”。因此，很有必要正確認識城市化，正確把握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
薛小和：你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那么在這個過程中什么起主導作用？
李義平：我認為城市化的要害是市場化，對于這個命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討論。首先，城市化過程中的產業選擇必須遵循市場化規律。城市化的目的和宗旨很明確，就是通過工業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反哺農業，使農業也現代化。從這樣的目的出發，我們必須強調城市化的產業支持，沒有產業支持，僅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規模擴張的城市化，是不能實現城市化的宗旨的。道理很簡單，沒有產業支持，城市人口就很難充分就業，就沒有足夠的收入，就很難刺激消費。一個沒有足夠需求刺激的城市是難以維持的。
為了達到上述城市化的目的，城市化進程中產業選擇的原則只能是根據市場的需求，把自己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通過發展工業部門不斷予以轉移。選擇的產業層次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必須與轉移出來的人員的素質相適應，如果選擇的產業對人員的素質要求很高，即使建立了很多企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也轉移不出來。
薛小和：我國有一些城市是以采掘業（比如煤礦）為主導的城市，后來礦業枯竭了，城市也就衰敗了。這從反面證明了產業支持對一個城市的重要性。我們還知道有不少城市把信息產業、高科技產業作為支柱產業，對于中小城市來說，這種選擇可能不大合適。
李義平：是這樣。我國浙江的溫州、臺州等民營經濟發展迅速的地方，是城市化、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功的典范。這里基本上不存在農民問題，因為很多企業就是農民辦的。農民辦的企業自然與農民的素質相適應，因而順利地實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加之勞動力成本低，產品有競爭力，其客觀效果使經濟發展的很快。在此基礎上，為了企業群落在空間上的聚集，順理成章地形成了一些新興的城鎮。這種產業選擇的成功，達到了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城鎮化的完美結合。
其次，城市化的水平、模式、速度，必須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是受市場制約的。以江蘇省為例，1978年，全省城市化水平僅為百分之十幾，到了1998年全省城市化水平達到了30％多。推動江蘇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動力來自于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通過發展小城鎮提升城市化水平，這種模式具有其內在必然性————小城鎮成了聯系城鄉之間的紐帶和農村工業化的重要載體。
同時，城市的規劃、建設、居住環境，都應當圍繞著城市經濟建設狀況而展開，是一種亦步亦趨、相互促進的關系。
換言之，城市基本建設的規模，風格，既受制于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又服務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建設與當地的市場經濟發展水平應當有內在邏輯聯系，應當計算成本，應當有投入產出的比較。
薛小和：你剛才談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與城市化三位一體的，農村人口要想成為城市居民現在還有很多障礙，有人形容有三座大山：社保、住房和教育。當然，掃除流動障礙不只是針對農民，還有各種人才。
李義平：這就是我下面要講的城市的軟件。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各種資源，如人才、資金、知識、技術，都是流動的，他們會從不安全，預期不好，辦事效率不高，資金回報低的城市，流向生存環境優越，可以蓬勃生長的地區和城市。所以，一個城市的競爭力，不僅取決于一個城市已有的各種資源的存量，還取決于吸引資源增量的能力，取決于這些資源發揮作用的環境和制度————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則，例如對產權，對企業利益，對企業家的保護，良好的市場秩序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服務，廣大市民的文明程度及起碼的法理素質等。
薛小和：既然城市化的要害在于市場化，那么政府在城市化過程中是什么地位？應該起什么作用呢？
李義平：政府的職能應是服務于市場化的城市化，就是城市的規劃、建設都不能脫離城市經濟發展的需求盲目擴張，兩者應當是相適應的。政府要作的，更多地是把本地經濟發展的實際和前瞻性預期巧妙結合的規劃和科學的管理。
政府應當著力于城市軟環境的建設。應當在規范市場秩序，精簡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保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塑造城市品牌，實施城市開放，重塑市民素質，以及吸引各方面的資金、人才、項目、管理等方面有所作為。這些方面相當于經濟學上所講的公共產品。就提供公共產品而言，政府相對于企業，相對于市場，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此外，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有時還要像企業家那樣，把自己的城市像商品一樣推向市場。
江浙一帶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說明，要把握市場化————城市化的樞紐，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孕育著市場化，孕育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及與之相伴隨的工業化。此點對于目前正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的地區特別值得借鑒。
總之，城市化的動力在市場。我國目前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存在著政府推動、政府投資、僅僅推動城市化建設的現象，這就容易導致城市化的外殼比其內容增長過快，違背了城市化的初衷，造成資源的浪費，這是必須予以注意和克服的。
據《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