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國際油價暴漲暴跌時，俄羅斯就會出現難以避免的經濟危機。蘇聯時期如此，現在也同樣難以幸免。這當然與其傳統的能源導向型經濟結構有很大關系，但還有個更重要的制度性因素，那就是克里姆林宮習慣了的威權式治理模式。
《金融時報》說，正如經濟繁榮會使一個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成倍增長一樣，經濟衰退也會放大其體制弱點。這場新的經濟危機就快速暴露了普京宏偉計劃中的設計缺陷：未能建立公正的國家制度，取消了憲法中的制衡機制，依靠一種具有潛在風險、依賴于克里姆林宮提供經濟好處的社會契約等。同時，也使得普京一直以來所依賴的中央垂直治理的種種弊端迅速暴露出來。由于沒有選舉和監督壓力，政府官員們一方面繼續他們在蘇聯時期的官僚主義，對普通人的生活狀況和經濟訴求不聞不問；另一方面在處理問題時又謹小慎微，反應遲鈍，哪怕是最細小的問題也要等到莫斯科做出反應之后才能做出決定。比如這次遠東地區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的二手車征收進口關稅政策，決定的初衷是為了保護本國汽車工業，但在鋼鐵業寡頭們的操縱下，卻成了向普通消費者轉嫁危機的手段。當地消費者很早就對此怨聲載道，但地方官員們只知道唯上是從，最終使矛盾激化。就連梅德韋杰夫的經濟顧問阿伍贊在抗議活動發生后也指出，在普京的治理體系中“人民和政權之間沒有可以通過議會，非商業性的組織和機構進行雙向的聯系，現在這種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聯系是通過電視宣傳進行的虛假聯系，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這種聯系將難以再繼續生效”。
盡管普京本人的政治威信還沒有受到經濟危機和抗議互動的影響，大多數俄羅斯人仍然相信正是普京將他們從90年代的政治混亂和經濟危機當中拯救了出來，所以盡管面臨經濟危機，普京今天在俄羅斯的支持率仍然非常高。但從目前的現狀來看，普京在應對這場危機時采取的一些舉措，并不利于這場危機的妥善解決。
首先，面對這場重大的經濟危機及其帶來的政治沖擊，普京并沒有采取經濟手段緩解危機，而是習慣性的首先鞏固權力。比如嚴化叛國罪法；發動統一俄羅斯黨打壓反對派等。莫斯科卡內基基金會主任特列寧說，普京建立的威權治理之所以能夠維持，其最主要的基礎是獲得了被統治人的同意，但現在這種同意有可能消失。在普京的八年任期里，俄羅斯人總是這樣說，好吧，就讓國家把一切都管起來吧，只要我們有新的汽車，超市里商品充足，市場上盧布堅挺，每年總是有去海邊度一次廉價休假的機會就行。但是在油價暴跌至每桶40美元而不再是140美元時，克里姆林宮很難找到新的途徑繼續向普通人提供由政府而不是市場帶給他們的經濟紅利。在這樣的情況下，普京式的威權治理正在漸漸失去它最大的合法性支持。俄羅斯的一些社會學家已經在預測，隨著俄羅斯經濟增長在2009年的進一步放緩，國內的抗議活動將變得更多，社會也將變得更加動蕩。
其次，由于俄羅斯憲法規定總理負責國內事務，因而在俄羅斯每當出現社會和經濟問題時，總理總是首當其沖。1998年金融危機時，葉利欽為了確保自己的政治聲望，曾連續撤換數名總理。作為普京親手提拔的接班人，梅德韋杰夫當然不可能撤換普京。但鑒于俄羅斯的這種政治傳統，如果國內經濟危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和改善，普京很可能不會再留在總理這個火山口位置上，而會采取新的步驟。莫斯科政治圈里現在已有這樣的傳聞，普京正準備將他重返克里姆林宮的計劃“提速”，其具體實施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年。去年12月俄羅斯杜馬同意修憲，將總統任期從4年延長至6年就是一個征兆。如果該計劃順利實施的話，普京將能夠名正言順地一直擔任俄羅斯最高元首直到2015年。
美國風險評估公司歐亞集團最新的報告也認為，作為俄羅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普京現在顯然不是愿意冒險的人。他決不會允許他親手創建的這一體系在梅德韋杰夫手里垮掉。因此，隨著經濟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可能會促使他在政治上更加趨于保守。這種保守不但對應對這場經濟危機不利，對于俄羅斯現在正在發生的這一歷史性的制度轉軌也非常不利，很可能遲滯、甚至扭轉俄羅斯制度轉軌的進程。
第三，當國內政治保守主義加劇時，很難想像俄國的對外政策會變得更加開放。稍早時候俄羅斯中斷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證明，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莫斯科仍然將政治利益擺在最高位置。在年初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普京提到經濟危機的“罪人”時，也首次將中國和美國放到了一起。普京說，正是這兩個國家對世界經濟的現狀負有責任，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體系，而在這個體系中，一個中心實際上無限制地和不受監督地印刷鈔票和消耗財富，另一個中心則生產廉價商品和繼續讓其他國家花錢。這番言論表明，莫斯科仍然沒有認識到俄羅斯的命運也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關，要更全面地參與其中，而是仍固執地相信，擺脫全球性經濟危機是每個國家自己的事。
2009年的俄羅斯會有什么驚人動作，實在很難預測。
（來源：上海證券報 梁 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所博士 俄羅斯問題獨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