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站10月30日發表奧爾德多米寧大學政治學和國際研究教授、《原始的呼喚》一書作者史蒂夫·耶蒂夫的一篇文章，題為《范式轉變：石油供應危機的終結？》，摘編如下：

在此前舉行的美國總統競選辯論中，米特·羅姆尼試圖拿這樣一件事情說事：美國公眾對中東局勢不穩的擔憂根深蒂固，特別是擔心由此導致的石油供應中斷會推高油價并引發經濟衰退。

這種擔心是有歷史依據的：過去，包括1973年石油禁運、1979年伊朗革命和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在內的危機導致經濟衰退，或者造成經濟衰退加速。然而，與人們的普遍看法相反，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難以應對的石油供應中斷局面引發石油危機的可能性已經大幅下降。確切地說，我們也許正在全球石油安全方面經歷一種范式轉變，這種基本上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的轉變建立在若干減震器的基礎之上———有些減震器源自中東地區本身。

正如我在我的《原始的呼喚》一書中認為的那樣，在1973年阿拉伯國家實行石油禁運之后，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變化非常緩慢，這些變化目前大大減輕了石油供應中斷的程度。總的來說，由于這些減震器引起的變化，人們必須對石油安全和整個中東地區的穩定有新的認識。

1973年，阿拉伯產油國實行石油禁運，以支持與以色列作戰的阿拉伯國家。此舉導致油價翻了兩番。然而，禁運還引發替代能源和石油勘探熱潮，從長期看使阿拉伯產油國損失了市場份額。這樣，這些國家基本上不再考慮實行禁運也就不足為奇了。1973年，大約90%的減產目標是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亞完成的。自那時起，世界經濟得以依賴兩條相互關聯的石油準則：沙特阿拉伯反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大幅削減石油產量，除非石油價格受到抑制；如果石油供應受到危機或故意中止的威脅，沙特將增加石油供應量。例如，在目前的伊朗核危機中，沙特一再表示將動用多年來逐步建立起來的閑置產能，以彌補伊朗核設施遭襲可能導致的伊朗石油供應缺口。

30年來，另一種結構性變化也使全球石油市場發生改變：應急石油儲備的建立。1973年，為應對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禁運，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能源署宣告成立，該機構最初扮演的角色是在石油供應出現緊急情況時協調成員國之間的行動。目前，每個國際能源署成員國都必須保有相當于上一年至少90天凈進口量的石油儲備。

1973年，工業化國家缺乏這些石油儲備以及如何在危機期間加以利用的知識。目前，大約42億桶石油儲備以及1973年以來在管理石油危機方面形成的規則、準則和經驗使全球石油市場發生根本性轉變。此外，各國也可以單獨動用自己的石油儲備，從而使擁有7.25億桶石油儲備的美國在應對石油供應中斷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1979年伊朗革命期間，華盛頓在戰略上沒有做好利用軍事手段保護波斯灣石油供應的準備。美國在附近沒有駐軍設施，所以向該地區投放力量困難重重。自那時起，美國不斷發展預防和應對石油供應面臨的嚴重威脅和石油供應嚴重中斷所需的軍事聯盟和基地結構。地區政治的這種結構性變化推動了戰略石油儲備概念的崛起。

與此同時，中東地區各個破壞性角色的總體力量大幅下降。目前，雖然國內局勢混亂，伊拉克仍尋求穩定石油供應，而不是使石油供應中斷；俄羅斯目前有時候則與美國展開合作，盡管在如何應對敘利亞和伊朗等問題上關系依然緊張。

上述所有變化的進展速度不同，但到1991年波斯灣危機爆發時，這些變化足以使那場危機的處理方式成為一個范例———說明這些變化可以共同發揮作用、有效遏制油價沖擊的范例。

由于這些變化，至少只要需求不超過供給，我們也許即將目睹石油供應嚴重中斷導致重大石油危機這種局面的終結。這并不是說石油沖擊現在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諸多威脅依然存在，包括：伊朗危機；利比亞、尼日利亞、伊拉克和委內瑞拉局勢不穩等。這些威脅很有可能暫時推高油價。

但是，正如今年早些時候我在《華盛頓郵報》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認為的那樣———這篇文章談到了市場對美國或以色列襲擊伊朗核設施導致油價持續上漲的擔憂情緒———世界市場吸收石油供應沖擊的能力越來越強。這意味著美國人不必過于擔心中東局勢不穩對國內產生的影響。